为何近五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趋势性下滑？在笔者看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经济增速下滑以及投资回报下降或是最主要原因。
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是3%。再看一下现实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怎么降下来的？导致增长速度降下来的因素，是不能靠刺激解决的。
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说法，不要追求V字型的经济复苏，判断中国经济走势，长期看是大写的L型的发展轨迹。有一定的改革，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可以到2050年还在平均值以上，再进一步，还可以达到更好，基本上就是L型了。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很可能也越来越弱，甚至将来可能得不到了。北京顺义县的人变成顺义区的人，户口改了，不用改变职业，也不用改变消费模式，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在遇到供给侧手段或者需求侧手段的时候，可能还是容易拿那个容易看见的手段。看上去不改户籍制度就达不到这个目标，这是很硬的，但是考虑到就地转移，其实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总的来看，他提出很多我认为是需求侧的因素，和中国现在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太一致。
所以，按照这一标准看，中国可能就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当然，他的文章发表时，已经说明他的预测是失败的了。最后是一些积极的前景，如果用真正的L型实现增长速度，目前人均GDP是7400美元，标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所以，应该认识经济减速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说这次不一样。
具体比较一下，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稳定了20年，九十年代才开始上升。总的来说，这些经验研究都很细腻，也说明了一些规律，但是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对特定的一棵树，而且是中国这样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的研究，这本身是不够的。
他们做了实证研究，找出一些理由，但最后我们发现恰恰他们讲的不是需求侧的，大部分还是从长期趋势变化来讲。已有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判断 首先看一下最近一些专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看上去不改户籍制度就达不到这个目标，这是很硬的，但是考虑到就地转移，其实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但是追求城镇化，追求劳动力转移、资源转移，是希望实现库斯涅斯过程，生产率从低到高。
也就是说，你可以比别人的速度快一些，但是长期看趋同的速度有一个规律，趋同的部分不太可能超过2%。今后六七年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是要花力气的，但是更多的力量应该用在改善收入水平，让大家有更多的获得。从生产函数角度来看，第一就是劳动力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和任何商品一样，数量的短缺，价值就上涨。再看一下现实中经济增长速度是怎么降下来的？导致增长速度降下来的因素，是不能靠刺激解决的。
最后一点，过去经济增长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中国当前情况下，接近一半来自于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到高的部门实现资源重新配置。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体就是3%。
这很可能也越来越弱，甚至将来可能得不到了。如果是负数的话，说明不是能力不行，不是供给侧因素不行，是有需求侧的冲击，导致没有把能力充分发挥出来。
如果教育没有大的变化，因此说人口红利的消失也表现为人力资本的减弱。但事实上，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已经是7.6%，进入6.2%，用实际增长速度进入这条路，实际上没有潜在增长率的缺口。第二，如果推进改革，最好的结果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速度，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还会有相对平滑的变化，所以这就是L型。他们认为中国在目前收入水平上，结合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是要减速的，减速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今天遇到的问题，应该用生产函数公式来看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效率。第三，劳动力短缺，储蓄率下降，更重要的是大量的资本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结果是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家到处都说现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过去做过一些研究，着眼于哪些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未来的经济活动人口也不再增长。而机械增长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大概26%是农民工，没有解决户口，转到城市，在这儿打工，但是没有成为城市居民。
这个水平在历史上其他几个经济体，与人均GDP指标并不同步，日本不是发生在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韩国发生在2010年到2015年，还有比中国晚一点的，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是什么原因可以不探讨，但历史上遇到的经济增长减速，的确是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缺口，因此是典型需求侧的冲击性的因素。
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面临需求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影响的，因此可以看到一个V字型复苏。与此相关，中国的城镇化是怎么构成的，每年城镇化增量怎么构成的。
来源：财新网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供给侧改革 。所以，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改革的激励可能就很难推进。长期来看，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均值在文中的解释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中国大体上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与中国差不多，同样证明按人口红利来说，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人口红利。
看一看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通过比较早先的那些经济体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新成长劳动力就是各级毕业生，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每年能够真正跑到劳动力市场找工作的人群，通过比较之后就会发现，实际上现在已经处在增长率为负的水平上。
比如说阿根廷曾经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但到现在他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北京顺义县的人变成顺义区的人，户口改了，不用改变职业，也不用改变消费模式，这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实现农转非的户口，构成了城镇化，这部分是城镇化主要的来源。到2050年才降到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平均值的。
但是改革也有人说推进的不够快，至少还希望更快一些。劳动参与率主要不是指延长退休年龄，而是主要指农工民继续转移，而且在城市待下去。国际上真正比较严肃的研究，各种声音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需求侧的，认为是一个经济周期中的减速。因为单位劳动成本是真实成本，和工资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公众会发现改革是要付成本的，有些改革成本可以确定，就是某些主体来付。如果他们的增速减慢了，城市化也会减慢。
如果人口因素假设可以代表一个发展阶段的话，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是2010年。我觉得讲人口红利的时候，资本报酬递减比讲劳动力短缺还重要一些。
这种情况就容易会出现改革不落地，走形走样的情况，和原来的目标相差很远。第三，更重要的是，有什么样的发展水平，这一人均发展水平还要让所有人真正都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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